更触目惊心的是底层劳动者的困境。2025 年一季度,环保领域农民工讨薪事件同比增加 37%。在某市政污水处理项目工地,200 余名工人因分包商被拖欠 800 万元工程款,3 个月未领工资,最终围堵政府大门讨薪。“政府欠总包,总包欠分包,分包欠我们,” 工人代表老周的工资条显示,每人被拖欠金额从 2 万元到 5 万元不等,“我们干的是净化污水的活,到头来自己的血汗钱却成了‘脏钱’。”
03
政企博弈:鹏鹞 30 年发展史里的行业困局
鹏鹞环保的 30 年,是中国环保民企在政企关系中挣扎求生的缩影。从 BOT 模式的红利期到债务困局,这家企业的转型之路,藏着行业从扩张到收缩的密码。
从设备商到运营商:BOT 模式的甜蜜与苦涩
1984 年,王洪春的父亲王盘君带着 18 名青年在上海勤工俭学,靠修理环保设备起家 —— 这是鹏鹞的起点。上世纪 90 年代,鹏鹞凭借 WSZ 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打开市场,成为国内首个年销超千台的环保设备商。“那时候简单,卖设备、收现金,不欠账,” 王洪春在回忆录中写道。
转折发生在 2000 年。随着市政污水市场化改革,王洪春果断转型 BOT 模式(建设 - 运营 - 移交),拿下江苏宜兴首个市政污水处理 BOT 项目 —— 这个决策让鹏鹞从 “卖设备” 变为 “卖服务”,也让它与政府的关系从 “买卖方” 变成 “长期合作方”。
BOT 模式的甜蜜期持续了十年。2010-2020 年,鹏鹞拿下全国 30 余个市政污水项目,营收从 2.3 亿元增至 15.6 亿元,净利润翻了 5 倍。但隐患早已埋下:BOT 项目的回报依赖政府长期付费,而地方财政的波动性从未被充分考量。“我们签的是 20 年特许经营协议,但政府换了三任领导,付款承诺就变了三次,” 王洪春在一次行业论坛上直言,“民企和政府签的合同,有时像张废纸。”
西宁之败:BOT 模式的致命陷阱
2008 年,鹏鹞以 1.8 亿元中标西宁污水处理项目,却陷入了长达 7 年的政企博弈。按照协议,政府应按 “设计处理量” 付费(无论实际处理多少),但项目运营 3 年后,青海省财政厅单方面改为 “按实际处理量付费”—— 因当地污水收集率不足,实际处理量仅为设计值的 60%,鹏鹞年营收直接缩水 40%。
更恶劣的是 “达标即罚款” 的悖论。为满足进水水质要求,鹏鹞投入 2000 万元建设预处理系统,但地方政府却将 “进水超标导致的出水波动” 作为罚款理由,7 年间开出 13 张罚单,累计 2500 万元。“我们全负荷运行,进水超标就会出水不达标;减量运行,又会因污水外溢被罚,” 项目负责人回忆,“最后只能赔钱运营,直到 2015 年黯然退出,累计亏损超 8000 万元。”
西宁项目的教训,成了环保民企的集体创伤。某环境平台数据显示,2010-2020 年,全国有 37% 的环保 BOT 项目因政府付费违约被迫提前终止,民企退出率是国企的 4 倍。“国企有政府背书,民企出问题就是孤军奋战,” 王洪春的这句话,道出了政企关系中的身份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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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之路:鹏鹞的自救与行业的突围
面对 20 亿白条的重压,鹏鹞环保与整个行业正在寻找出路。这场突围,既要解决眼前的债务困局,更要重构环保行业的生存逻辑。
短期维权:从 “含泪讨债” 到 “法律亮剑”
鹏鹞的维权之路已初见成效。2025 年 4 月,长春中院对 “长春水厂欠款案” 作出一审判决:政府需支付本金 1.16 亿元及违约金 5000 万元(虽未全额支持,但打破了 “政府欠账不还” 的惯例)。王洪春在视频中表态:“哪怕上诉到最高法,也要讨回公道。”
更多企业正在效仿。新安洁起诉河南永城崇法寺街道办事处,追讨 2300 万元环卫服务费;碧水源通过仲裁向云南云县政府追回 742 万元欠款。这些案例推动了一个重要改变:2025 年 5 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 “政府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民企 “告官难” 的局面正在松动。
中期转型:从 “政府依赖” 到 “市场突围”
鹏鹞的转型策略颇具代表性:
收缩政府项目:2025 年新签政府类项目同比减少 40%,仅选择财政状况优良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拓展工业客户:重点开发医药、电子等工业废水处理项目(付费方为企业,现金流更稳定),这类业务占比从 15% 提升至 30%;
轻资产输出:将水厂运营经验打包为 “智慧水务服务”,向地方国企收取管理费(如为武汉某水厂提供运营咨询,年服务费 800 万元,无垫资风险)。
行业龙头的转型路径更清晰。北控水务 2025 年新签 “使用者付费” 项目(如工业废水、再生水销售)占比达 65%,首创环保则通过 “污水处理 + 光伏发电” 模式增加收益(某项目光伏收入覆盖 30% 运营成本)。这些尝试,正在将环保企业从 “政府的乙方” 变为 “市场的服务商”。
长期破局:重构环保产业的支付逻辑
环保行业的终极突围,在于打破 “政府付费依赖症”。专家建议的改革路径正在浮出水面:
财政刚性约束:将环保项目付款纳入地方人大预算审查,明确 “环保支出不得低于财政支出的 3%”,并建立跨年度支付准备金;
市场化定价机制:推广 “污染者付费”,如工业废水处理费由排污企业直接支付(而非政府代收),再生水价格按 “成本 + 合理利润” 市场化定价;
金融工具创新:发展 “环保应收账款证券化”,鹏鹞已试点将长春项目的 1.16 亿元应收账款打包发行 ABS,融资利率 5.2%,较银行贷款低 1.3 个百分点;
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破除 “地方保护”,对环保项目实行 “无差别招标”,民企与国企享有同等付款保障。
站在长春水厂的沉淀池边,王洪春看着清澈的水流过滤膜,说出了一句行业心声:“我们治得好污水,却治不好欠款;净化得了水质,却净化不了行业的病灶。”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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