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0-02-03 09:34
来源： 中国固废网
作者： 潘功、李少甫、刘琪、丁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成本中还存在另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政府与居民的博弈过程--厨余破碎机，等于通过罚款等迫使居民承担了有机垃圾分类的部分经济成本。但左老师也研究水的问题就知道，我们的地下管网系统干了一两万亿的河道治理以后，发现还得回来提质增效，折腾管网。我们的管网要彻底完善，需要资金十万亿左右。在现在跑冒滴漏的地下管网的状态下，再将厨余垃圾打碎冲进去，无异于雪上加霜，可能吗?而管网的维护及提升，估计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干得完，那么在这过程中，水十条黑臭水体断面怎么办(同样是一步与多步的问题)?所以一些国家采取的家庭厨余垃圾破碎方式对于我们来讲在现阶段也是不合理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上海在3月份左右开始进入强制分类以后，产生这么多的质疑和讨论呢?实际上是因为上海模式把政府在垃圾分类的责任比例更多的压到了居民身上，而北京刚公布的垃圾分类文件恰恰不准备跟随这个方向(相关链接→北京垃圾分类：“不会撤桶撤站，也不强迫定时定点。”)，也就是更多的采用了人时成本来进行分类，导致对居民以往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产生较大的影响，形成了行为干扰。另一方面上海要求更加精细的(主要针对湿垃圾部分)垃圾分类也形成了居民无法理解掌握的过度专业的问题，不要说居民是否能分对，就算是专业做垃圾分类的专家、企业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在人时成本方面的冲突。
当然这里面其实也存在一步与多步的问题，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掌握是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在一代人的时间来解决的，我们也相信随着垃圾分类开展的时间发展，居民的生活习惯在发生改变，对垃圾分类的理解也随之加深，必定会提高人时成本的耐受程度，同时降低垃圾分类所需要的人时成本。从效果上来看，上海市强制分类这段时间湿垃圾的分出量很大，同时有机质含量也非常好，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相关链接→齐玉梅：三大路径与三种“不适应”，上海垃圾分类是看似简单的复杂事)。
相比来看宁波的模式中则对居民的干扰相对更少，宁波的垃圾分类工作中要求居民将厨余垃圾装到印有可溯源二维码的厨余垃圾袋内，不进行定时定点，同时没有要求过于精细的湿垃圾细分工作。也就是没有要求一步将垃圾分类做到极致，而是在稳步开展的过程中逐渐加强宣传引导，最终达到目的。居民分类的效果方面，从宁波首创的厨余项目运行情况上来看还是不错的。目前来看缺点就是进入厨余厂的垃圾有机质含量提高的不够多(相关链接→从宁波六年的垃圾分类路，看环卫管理系统的迭代需求)。
当然在这个成本分担矛盾的权衡博弈当中也就出现了市场机会。环卫运营企业可以通过自身专业化的运营管理来帮助政府完善对居民端的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同时减少对居民的行为干扰。这也是经济成本与人时成本博弈的一种权衡。
近年来很多专家都在说要根据末端的处理技术能力来决定前端的分类方式，这是从环境专业角度出发的说法。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垃圾分类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公共管理问题。那么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现在的教育和理念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居民能够(或者愿意)付出多少人时成本来满足我们城市的垃圾分类要求?如果强迫要让他做精细分类，能高质量的坚持多久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日本分类模式在中国想推进的话，一个最直接要面对的问题。(也包括让居民通过购买垃圾袋来支付垃圾处理费，这个在当前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在中国很难成功推行)。所以我们中国必须研究自己的垃圾分类理念和方法。
多步实现，三大成本动态平衡
回到三不可能的理念，我们对以上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发现杭州余杭的模式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承受的，就是在“经济可承受”圈的边缘。我们认为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是难以承受的，这种模式暂时不具备推广条件。另一方面来看杭州余杭的模式当中居民的参与程度实际上不够高，也不符合目前“垃圾分类新时尚”的提升社会文明的要求。但是，现阶段我们要直接做到日本、台湾这样的模式，人时方面是很难坚持承受的，也就是在“人时可接受”圈的边缘。
前文中已做叙述，上海模式中对人时要求相对更高一些，因此在人时可接受的边缘;宁波模式中则相对对政府的投入要求更高一些，因此又到了经济可承受的边缘。但是总体来看，上海和宁波模式都是相对比较符合现状条件的(在圈内)。我们也希望宁波、上海的模式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断迭代升级，能够形成被广泛推广的垃圾分类模式。
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的另一个瓶颈，就是刘建国老师评估的，通过分析垃圾分类可以看到，第一政府要多花很多钱，无论是建末端设施还是前端体系的构建;第二，分析整个垃圾处理过程中的碳通量来看，实行垃圾分类在碳排放上也许也不合算。既然如此，分出湿垃圾以及可回收垃圾到底合不合算，这中间有一个评价维度的问题，此事事关垃圾分类本身到底有什么意义。回到图中右上角这个金字塔来看，前文中已经将下面三层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阐述，而垃圾分类本身实际上除了是在解决大时空多米诺效应下的生态问题之上，还要对居民的生活理念及方式进行改变，形成了文明的价值溢出，才使得垃圾分类在经济账和生态账可能暂时都不一定算的过来的情况下，还是值得持续坚持去做的。
我们看到垃圾分类做的好的城市，一般在社会秩序、法治观念等等方面也较为突出。到底孰因孰果?是因为垃圾分类做的好所以社会秩序、法治观念强呢?还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社会秩序好、法治观念强才使得他们垃圾分类容易做的好呢?这也是一个思辨的内容。
编辑： 赵凡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天津创业环保、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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