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0-02-03 09:34
来源： 中国固废网
作者： 潘功、李少甫、刘琪、丁宁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普及工作，而为了说服百姓垃圾分类所采用的观点，也与许多多年存在但被压制的“反烧派”形成了合力。前段时间，我在深圳的一次环卫协会的会议上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了让老百姓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接受更高的人时成本)以及接受政府花更多的钱来治理垃圾问题(接受更高的经济成本)，有些政府基层的宣传者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宣传误区。我们都看到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文章，包括在昨天徐老师发言后对其提出质疑的反烧的微信公众号们。主旨就是“三部曲”，第一，垃圾围城了，通过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城市周围被垃圾堆满了，没法看了(如下图)。
第二，海洋鱼类都被塑料垃圾搞死了。第三，垃圾焚烧二恶英危害极其严重。通过这三个理由推导的结论是老百姓要垃圾分类，相信大家都见过类似这样的标准的宣传方式，我觉得这派意见是在三叉戟坐标的右下角。这种宣传本身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垃圾围城和塑料垃圾进入海洋这些问题的最直接消灭者就是垃圾焚烧，通过垃圾分类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在现阶段，仅仅通过垃圾分类来实现减量，正如刘建国老师提醒的，在垃圾分类不可能完全精分等原因导致后端处置无法匹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一堆垃圾可以分出十堆垃圾，而这十堆垃圾都变成堆积，或者跑到海洋里去了，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在我们说的这个固废处理问题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垃圾焚烧作为第二阶段中的中坚力量和整个固废链条的托底，是不能轻易动摇的，所以在现阶段想要一步到位的“天下无焚”而妖魔化垃圾焚烧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住建部门在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才使得垃圾处理逐渐让民众认可，(当然是在有足够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而我们的环保部门也积极的在后端监管方面有所作为(相关链接→“我是环境守法者”活动在杭州举行13家垃圾焚烧企业作出环境守法承诺)。刚刚取得的不易的进展，不能因为垃圾分类又把这个基石在宣传的过程中间给打破了，这个对城市固废的稳定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会对新建项目带来更大的“邻避”冲击。
一步与多步：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据上所述，我们认为固废处理行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个“一步与多步”的客观规律，目标远大宏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些前提条件尚未达到的情况下盲目追求一步到位的发展是很危险的。比如从过度依赖“人时成本”的角度来看，我们业内有一个段子，说北京的雾霾很严重，解决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北京市两千万人全部集中在三环以内，一起摇扇子，雾霾就能吹散(相关链接→张奕轩：垃圾专利?教你一套固废技术专利“防狼术”)。这个真的能做到吗?
同理到我们的垃圾分类，要求每个居民像日本那样把垃圾精细分类到18分，以达到各自可以回收利用的标准(理论上我们需要通过人力投入的细分，才可以使低价值可回收物提升品级以达到高价值到可以不依赖补贴做回收利用的可能)，而且从今天说好开始，明天就做到，从社会组织管理(政府能力)和人的本性(居民意愿)两个角度来看都很难做到。在追求生态级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有后端托底设施去解决现阶段的垃圾问题，否则面临的就是系统崩溃的风险。这就是一个随着社会进步的过程，一步与多步的发展过程问题。
人时还是财政：谁来承担成本
而换个方向，我们提到的杭州余杭模式，前面的发言当中严峥也提到了这个项目。政府花近四百块钱每户每年的成本请人进行前端的入户收集干垃圾，实际上是政府用经济成本替代人时成本的一种方式。当然这样的经济成本也可以投入垃圾处理末端环节本身，由于居民细分不够，我们就需要投入装备在后端厂内精分上，比如购买苏州嘉诺的装备，这也是另一种经济成本代替。
我们在宁波做生活垃圾收费的价格机制研究过程中在各地调研统计得出，不考虑垃圾分类，现在政府在末端垃圾分类处理财政所支付的成本已经达到每户每年600-1200每吨之间(仅包含处理环节)。而热议的垃圾焚烧的央补问题，焚烧厂全国从几十个运营项目现在达到三四百个，中央财政确实也压力巨大。对于以焚烧为主的末端处理来讲，BOT的模式相对简单，签一个合同，就干起来了。那么下一届市长就要给钱了。徐老师的演讲中说到今、明两年是垃圾焚烧厂的投运高峰，这些财政支出将成为悬在市长、书记头上的一把剑。那么像杭州余杭模式下，近400元每户每年的价格，全部都压到政府财政来支付，纯粹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代行来做垃圾分类可持续吗?
大幅增加的垃圾处理成本让政府很难持续承受，这也是发改委绿色价格机制文件要强调的问题，(相关链接→透视发改943文：垃圾收费分类双管齐下，固废管理进入体系化)就是尽快建立以“谁污染，谁付费”为原则同时与垃圾分类相匹配的差异化垃圾处理费价格机制。我们在做垃圾收费机制的项目时调研过国内很多不同类型的城市，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垃圾收费标准非常低，只有50-100元每户每年(每户每年约产生一吨垃圾)，远不足以覆盖垃圾的处理成本，这还没有将收费的覆盖率和收缴率考虑进来。(相关链接→宁波破题垃圾收费难： 宁波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研究项目启动)让我们来对比看看国外，上图中左边是我们收集到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向居民征收的垃圾处理费数据，德国600-3500每户每年，日本800-4000每户每年，左老师介绍的东京在800元，而大阪可以达到4000每户每年，每个城市也不尽相同。
美国500-2000，瑞典500-1000。对比而言，我国目前的收费水平仍较低，在相应价格机制到位之前(这同样也是个一步与多步的问题)，以及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将垃圾分类全部搭到经济成本上由财政支付，所带来的就是垃圾处理财政缺口的不断扩大，也就是我们说的“经济不可承受”，那么也许仍需要通过一定的“人时成本”进行平衡，所以大家都对杭州余杭这种高政府补贴模式比较担忧其可持续性。
编辑： 赵凡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天津创业环保、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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