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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渤生:建议创建钱塘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国家示范区

时间:2017-11-22 15:25

来源:中国水网

作者:徐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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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李渤生用苏轼的一首诗开场。

2017首届新安江绿色发展论坛上,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视角,从地球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出发,客观分析了新安江钱塘江流域中所处的重要江源之地位【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区位】以及与持续万余年不曾间断的钱塘古代文明不可分割的关系,提出了创建钱塘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国家示范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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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李渤生

李渤生首先从古代文明讲起,他讲到,以钱塘文明为主体的江南文明【长江流域文明】与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共同组成了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

在新安江南岸李家镇发现的【建德人】化石,证明该流域古人类活动的历史远至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而金衢盆地【上山】遗址陶器中发现的9000至11000年前栽培稻谷的遗存,以及大量的谷物加工器具:石球、石棒以及石磨盘等,均确凿地证明了钱塘江流域是世界独特的湿地稻作古文明的起源地。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这一文明虽不及西亚【两河流域】12000前的麦作文明古老,但并不晚于中原(裴李岗)8000年前的旱地粟作文明,并早于7000年前的【玛雅文明】旱地玉米农作文明。

钱塘江下游8000年前杭嘉建湖平原的【跨湖桥】遗址和7000年前宁绍平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推萛高达120吨)进一步证明了史前该流域稻作文明发展的规模。

除此之外,该遗址中出土的世界最早的独木舟、木浆,众多骨耜、骨镰、织机、纺轮和猪、狗、水牛与鲸鱼遗骨以及大面积干栏式建筑遗存,更揭示了这一由古百越人创造的独特耜耕稻作文明的丰富内容。他们在湿地上架木为屋,过着饭稻鱼羹、织丝麻为衣、编草为席、刨木为舟、楫舟江海的生活。

此后,随着古越人的南渡西迁,钱塘江流域发源的稻作文明逐步扩展到整个亚洲和世界,现在世界上种植稻谷的国家已达33个,种植面积1亿公顷,今天亚洲90%的人口以稻谷为主粮。钱塘江流域的远古文明为世界的现代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后,该流域又出现了6700至5700前的【马家浜】文明和5300至4500年前的【良渚】文明。

李渤生指出,从【良渚】遗址出土大量精雕细琢的玉器以及其上的古文字符号,和湖州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丝织品【绢片与丝带】表明:当时钱塘史前文明不仅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还和中原史前文明有了密切的交流。

李渤生认为,在有史可载的历史中,钱塘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决不输于中原。在黄帝时代业已存在的越族部落,后在夏商周时期建立了以绍兴为中心的越族国家。

到春秋战国时期,该流域始以吴、越争霸和越伐齐攻楚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载入中国正史。正是在此时期钱塘江流域发生了我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汉越民族融合。北部中原地区由炎、黄、羌、东夷等部落形成的汉族不断在此跨江南下,逐渐与当地的越族融合为一体。其最著名的历史事件可推公元前1123年周泰王长子泰伯携其弟仲雍曾南渡吴地,断发文身,融入蛮夷,深受当地人敬重,归之者千余户,随后建立吴国。而越地则为大禹直系后裔夏王太康庶子无余的封地,其文身断发,披莱而邑焉,以绍兴为中心建立了越国。

李渤生指出,既使在我国封建社会达到社会经济发展高峰的隋唐,钱塘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仍不亚于中原。其如最早发明轮法制陶的钱塘江的越窑口自东汉首先烧制出青瓷,完成了世界陶瓷业【陶转瓷】的历史性变革。

此后越窑青瓷一技独秀,一直延续到五代,保持了千年的辉煌,越窑青瓷也由此成为我国早期海上陶瓷路上的主要商品。而钱塘的纺织产业则自三国时期就有了很大发展,安史之乱后,【江南道越州—绍兴】渐成为我国丝绸的主要产地。而更为重要的是此期间钱塘流域的早熟稻育种成功,开启了钱塘双季稻的耕作方式。江南逐成为我国的粮仓。

到隋代,隋炀帝迁都洛阳,并废除钱塘郡设杭州。为解洛阳缺粮之难,其集全国之力修筑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开创了我国的漕运历史。杭州作为水路交通枢纽由此跃升为我国江南的经济贸易中心。至唐未,杭州每年上交商税已占当时全国总收入的4%。

到五代十国,杭州成为偏安东南的吴越的国都。经五帝85年的精心修葺,皇都杭州的西湖美景已现。及至两宋特别是南宋,因江北臣民衣冠南渡,宋室南迁,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更其名“临安”,杭州进而发展成我国当时最大的都城,并成为海上丝绸与陶瓷之路的起点。

到1274年,杭州人口已达124万,已居世界都市人口之冠。这极大地促进了钱塘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位于其上游的新安江地区。当时该地辖属徽州,统领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自嘲为仅有“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徽州百姓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巧妙地利用钱塘江、大运河和江南水网四通八达的水上高速公路,依托杭州和明州港大力开展境内与跨海商贸,造就了富甲一方的徽商与培育了独特的徽商文化。

萌生于东晋,发迹于宋,全盛于明清的徽商持有传统的宗族观念,他们在外经商集聚了巨额财富返乡后修宅建祠,开办学堂。使黛瓦白墙,马头迭垒。雕砖刻栋,儒意深藏的徽派建筑群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在钱塘青山翠竹之间,将源起于【河姆渡】时期独特的干栏式建筑发展至极致。造就了钱塘天人合一的独特风景。

而钱塘江流域以黄山、富春江为代表,无比雄奇秀丽的山水,又激发起历代名人骚客的创意灵感。由此而诞生了黄山与新安画派诸多极品画作与唐诗宋词中无数名传千古的佳作,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而借此火热的文脉,徽州人用独具的匠心,创制了宣纸、宣笔、徽墨与歙硯,托载起中国传统的书画文化。而此期间最为辉煌的还是位于钱塘江下游江畔的杭州。其荣享“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人间天堂”的美誉延续千年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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