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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中国产能过剩的真相

时间: 2016-03-18 09:11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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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比钢铁、汽车的状况好一些,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为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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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钢铁产能情况如何呢?以下是国际钢铁协会2015年12月的最新数据:全球粗钢产量中,中国占比例为49.5%;全球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下降,2015年均值为69.7%,中国2015年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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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呼声出现过多次,2004-2005年,部分行业被认为出现产能过剩,但随后被迅速发展的经济消化。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三季度的整个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均值来看,二十年间在65%-85%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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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内部课题“我国产能过剩风险评估与化解”的部分成果,左边数值为工业产能利用率。

2009年以来中国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其中2013年,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行业被列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空格为信息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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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国产能过剩风险评估与化解”课题数据,及部分公开数据

中国水泥网的另外一份数据显示,一带一路的落实,开始带动水泥行业发展,水泥产能过剩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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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过剩产能的产生,不完全是供给侧的问题,更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有关。如果宏观经济恢复增长,过剩产能很快消化不算,还会在产量、质量两方面都上新台阶。

如果宏观经济失策,再优秀的企业也会出现财务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多次面临破产,全靠国会拨款救助,起死回生。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落伍的植物人,还是虎落平阳,必须由行业老将鉴定,不能让没有实业经验的债主说了算。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超真实供求的变动

按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价格机制应当保证市场的平稳优化运作。如有偏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应当反映真实供求失衡的程度。

现实完全相反是,以美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由投机性的垄断竞争驱动,不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复发的金融危机。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西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变化幅度和变化周期,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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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钢铁制品的价格指数,2002年1月为107.1,2008年8月涨到294.4,6年间,6年半涨了1.7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5月,跌到169.2,9个月跌去43%。

危机过后钢铁价格依然大幅振荡,2011年7月回升到256.9,14个月涨了52%,到2015年底又跌回171.0,4年下跌三分之一。铁矿石2003年12月仅13.82,2008年12月升到69.89, 2011年2月继续升到187.18,7年涨了12.5倍!然后一路下跌,到2015年12月只有39.60,4年跌去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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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价格,2005年11月为40.78, 2008年7月涨到192.86,不到3年涨了3.7倍!2009年3月跌到65.36,8个月跌去三分之二。2011年1月煤价回升到141.94,不到2年涨了1.2倍;到2015年10月又一路跌到56.05,4年跌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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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价格波动更为频繁。2004年10月为93.37, 2008年6月升到267.11,4年不到涨了近2倍;到2009年9月跌到150.57,一年多跌去44%;2012年7月回升到332.95,3年涨了1.2倍;2015年8月跌到162.74,3年跌去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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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幅度,远大于国内相应价格的波动幅度。例如国内玉米价格下跌三成,对农民生计即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和国际接轨,下跌幅度高达50%以上,中国的农业如何生存?

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会影响一系列下游产业。如此大的工农业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如果没有国家的价格管理和金融政策的扶持,除了大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中小企业、哪怕民营大企业能够承受?如果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和国际价格接轨,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农业如何生存?

中国企业的利润比美国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什么供给侧的创新不足。而是:

第一,国际营销渠道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给苹果公司代工的企业,收入分成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美国股东利润获得的比例超过50%。

第二,中国大宗商品的采购没有定价权。尤其是铁矿石采购,各企业恶性竞争,给西方垄断企业白送超额利润。这方面,高铁的集体采购策略要高明的多。中国如果不学日本农业合作社的联合采购和营销方式,就只能给西方跨国公司打工挣血汗钱,不可能积累利润搞技术创新。

中国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提高利润率,而是占领国际市场的制高点,包括技术制高点和定价的话语权。国企只要稳定薄利就可以了,竞争性的赢利产业应当让给民营企业去做。

短期不赚钱、长期对国家安危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和战略产业,国企要承担主要责任。国际市场上对抗投机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也是国有大企业的主要责任。

编辑: 李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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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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