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回忆录：在有机固废领域持续深耕厌氧

左二廖志民、右一许国栋

　　除了这俩，杭能是另一个能把工程做到极致的公司，只是它以前不属于环保圈。

　　我跟许总和邵总分析，杭能当时每年盈利大概是在一千多万，但是，它只做厌氧部分。所以，并购之后如果做整个工程EPC的话，合同额翻倍，利润可以上升到三千万以上。虽然，中持绿色当时盈利并不高，只有几百万。但是，在当时的时间节点，一两年以后应该能发展成三五千万利润的公司，所以合并对中持绿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时蔡昌达已经接近70岁了，他也想收山，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谈了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回来以后，中持内部商量，收购没有进行下去。

　　两年后，维尔利以四点几亿的高价收购了杭能，这是国内环保界少有的几个成功并购，同时又实现企业文化很好融合的案例。与杭能合并助推了维尔利从垃圾渗滤液领域到有机固废处理的成功转型，现在维尔利在有机固废的厌氧处理技术上，成为行业翘楚。从这个角度说，中持放弃了收购机会，确实非常可惜。

　　02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从“十万亿”到“三级网络”

　　Urban and rural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世界能源》展望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会达到4000亿，缺口2000亿。 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从2012年的1816亿达到4000亿。当时我国天然气的产量是1500多亿，未来加上进口量，能到2000亿。还有将近2000亿的缺口，怎么办?

　　这个缺口可以通过煤制气+生物天然气两条途径来填补。当时我国在煤制气领域已经有所突破，在新疆还建有专门的能源基地，西气东输等工程也开始上马。煤制气1500亿后，还有500亿可以采用生物质燃气，这就需要与厌氧消化、餐厨垃圾、沼气等技术来结合，这是一个大战略。

　　为此，国家专门在科技部设立了一个生物天然气的专项，除了承担研究任务，还承接产业上的事情。围绕这个专项，开展了一系列的课题，给科技部提出了一个“100亿”的产业目标。

　　我们是搞厌氧出身的，这是我们的本业，总要提出一点想法，要有所作为，所以，我跟左剑恶教授一起商量和策划，从而产生了“十、万、亿” 计划的构思。

　　2013年底，通过老甘(甘海南)【相关链接：说服甘海南改行】，我约到了时任山东省环保厅领导，甘海南、左剑恶和我一起到省厅跟他汇报在山东实施“十万亿计划”的可行性。

　　我将国外的情况、技术的情况、山东的优势做了详细介绍。

　　具体的想法是配合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在山东十余个地级市建设十个沼气生产基地，每个基地包括 十个生物质燃气项目，合起来有一百来个项目;在十个城市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每个城市推行千辆，合起来有万辆规模;为了缓解大气污染，在百万户农村提供生物天然气替代煤炭。最终达到 10 亿的生物燃气的产量。

　　我把这些计划中的数字合起来，变成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十万亿计划”。

　　我认为搞生物天然气条件已经具备且需求也都起来了。当时我们调研过很多国外案例，如瑞典有了沼气汽车，甚至还有沼气能源的火车;德国真正把能源作物和沼气做成了产业，可再生能源处于世界领先。

　　从山东当时的情况来看，在资源、工程和技术上都有优势。山东是最早上清洁汽车的，十方厌氧技术也已经做了很多工程。食品行业已经初步具备基础，600多个食品加工厂产沼气可以达到10亿方。餐厨垃圾产生的填埋气可以达到2亿方，从沼气潜力上看，山东省食品行业全国排第一，农业全国排在第二，畜禽养殖和秸秆有20亿方的沼气生产潜力。

　　我认为如果开展生物天然气工作，还能够有效缓解山东的大气污染。

　　当时山东全省耗煤2.4亿，农村的散煤用量约有4000万，这些散煤燃烧均未经处理就排放到了大气中，产生的污染量是热电厂的10倍以上。且这些散煤主要集中在冬季的4个月取暖，导致冬天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又增加了3倍。

　　因此，在“十万亿计划”中提出给百万户农民提供生物天然气替代散煤取暖，这样散煤污染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听完后，大家对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包括我提到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再利用。

　　但当时各地环保厅全副精力都放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时间、任务都很紧迫，暂时腾不出空来。所以，山东省决定半年或一年后，等把大气污染治理的思路理清了、工作捋顺了，再详细商讨这件事。

　　当时，我们与中国水网配合，与山东省环保厅在济南主办了“山东省生物质高质利用技术论坛暨试点工作对接交流会”，探讨了山东省生物质高质利用的现状及产业发展前景。

　　会上，我借机提出山东省“十、万、亿”燃气项目倡议：可以优化产业布局，改善能源结构，缓解大气污染，支撑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

　　山东省环保厅研发中心主任李保林明确表示：“举办论坛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平台，有利于推进日后合作。对于启动的试点工程，省里会给予支持，省环保厅也会为生物质高质利用提供支持”。

　　这段时间，有一次郝吉明院士刚好也在济南参与治理大气污染的相关工作，我们就拉了郝院士一起约着和济南市市长谈。

　　那天等了很长时间，后来一个市委常委出来见我们，说有领导到济南，书记、市长去接待，无法参加。回到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赶上领导人来济南。说完事吃完饭，我和左老师火车都赶不上了。因为第二天我们在北京都有会议，十方的人连夜开车把我们送回来，到北京都凌晨三、四点钟了。

　　当时，我想起和左剑恶老师另一个有意思的出差场景。

　　“十一五”水专项初期，我刚准备调到清华，水专项的分配都已经基本完成，那时候我和左老师在水专项里头的方向不甚明确，我们商量在污泥厌氧消化上做点儿工作，打听到唯一没有确定的项目是昆明的城市水专项。

　　2008年五一过后，我和左老师就相约去到云南，与云南省厅、省院主管水专项的人都见了面，谈了一圈儿，效果不甚理想。

　　5月12日，我们将要离开昆明回到北京。我们在路上坐着出租车，突然感到有一阵晃动，左老师比较敏感，说“有地震”，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和左老师还想按计划回北京，但是到机场之后发现形势不对。听说军用飞机大量集结，我和左老师果断换上前一班的飞机回京，到了北京才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换飞机，估计一个星期也回不了北京。

编辑： 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