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6-04-01 09:20
来源： 中国战略新兴杂志
作者： 薛涛
2.2 用混合所有制释放国企活力
笔者在此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在E20环境平台观察的各类国企中，无论是A方阵还是B方阵，往往是混合所有制解决的较好的企业释放了巨大活力，无论在面对激烈竞争所取得的自身发展还是服务水平提高上，验证了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核心逻辑。但是，受制于公平性原则，在本轮改革中我们看到混合所有制的深化上中央的高度谨慎，却从另一方面不能不说制约了国企活力的释放，这也验证了厉吴二老长期以来公平效率之辩背后的矛盾。当前要解决我们经济发展当前之顽症，发挥市场化力量依然需要更加重视效率，不执念于绝对公平和公私之分，而这正是当年邓公成功之处。（前文所述的对科研转化的机制松绑，其实也是将效率放到了公平的前面而取得的突破，否则，反复盘算教师的科研成果多少应该属于国有体制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些成果或者能力继续待在象牙塔里长草。）
由此笔者建议，未来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想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两原则，同时又要实现突破，则依然要在混合所有制的推进试点上以对增量部分的股权多元化来取得突破，再通过上市等途径逐步蔓延，唯有如此才能在根本上解放国有环保（主要是市政服务）公司的供给侧活力。
3、信息供给之于交易通道：传播规律去中心化要求的政府对市场引导模式的转型升级
信息供给对于环保产业的主要意义，一类是作用在需求侧帮助打开环境治理实际需求和反映治理效果，另一类是希望解决交易通道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摩擦。
3.1 来自环境基础服务的信息供给首先会作用于需求侧
与之对应，与环保相关的信息供给分为两类，满足前者要求的就是E20环境平台称之为环境基础服务，即为政府及民众提供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信息。这方面之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导致中央政府决策能力和公众知情权均无法保障，影响了环境治理需求的释放。陈吉宁部长上任以来一方面大力加强信息公开和信息系统建设，一方面大力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的第三方提供，一方面又加强了国控点环境监测事权的全面上收，各个措施都在有效落实环境基础服务的信息有效供给，值得称赞。当然这方面改革还有未做到位的地方,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地方政府环境工程和服务采购（也包括PPP社会资本方的选择过程），以及项目的后期运行状况和排放情况（这部分对减少交易通道摩擦成本有很大帮助，详细后续），涉及政府公共责任落实和财政支出，在信息公开和程序公正透明上还有很大距离，财政部为PPP机制建设在这方面近期略有进展，还需要各方继续努力。
3.2 期望在交易通道方面降低摩擦有所作用的信息供给和优化建议
另一方面，针对环保领域的供需双方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个是被多重细分的B2B领域的普遍现象），中央部委在过去几十年往往习惯于发布各种优秀技术推荐、优秀企业或设施评级等，来消弱上述情况。然而，在传播规律去中心化的今天（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有具备体制威权附加的各类权威性信息发布渠道均在被削弱中），以及采购甲方逐步归位（即采购方开始真正为项目的实施效果负责）带来的市场选择机制逐步强化的背景下，笔者观察到发改委、环保部和工信部以往习惯发布的环保先进技术推介和部委所属协会的优秀企业或设施评级，在市场传播上面临加速失效的趋势。这个原因有三：
一来环保先进技术、企业或设施的推选本身在机制设置上，即便政府负责人员完全出于公心，在真正执行中考虑到来自专家系统的制约，很难做到公开公平（我们的专家系统，或者是保证了公平的专家却不了解市场，或者是了解了市场的专家却难免青睐某些企业而难以保证公平）；
二是在移动互联时代，传播规律的去中心化大势明显，权威性依赖早已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同时企业信息交流渠道也丰富到供给过度，来自中央部委或相关协会的企业或技术推荐在市场的受重视程度下降明显；
三是我们观察到绝大部分采购方并不依赖政府或协会发布的信息来决策其采购结果（当前的采购方选择往往是两类情况：或者是失效的采购决策模式往往取决于关系市场，或者是有效的采购决策模式更希望通过测试和实地考察来进行筛选）。
说到此处插上一句，在供给侧改革中，对政府越位和政府缺位如何判断（两者同样有害），笔者有一个直觉性的标尺，就是政府做什么事之前，如果感觉此事压根没有企业界人士追捧喜欢，甚至感觉违背人情很难做的，往往就是以往政府存在缺位而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企业界人士欢呼追捧或者走旁路谋结识和参与，则很容易陷入政府越位之举，其中道理不言自明。由此，对于政府部门或者与其高度相关的协会的正面类清单（推介技术和企业评级等），无论有多么美好的初衷，笔者都认为这方面隐隐属于上文第二类情形，很可能恰恰属于作为供给侧改革需要减少的政府对市场的过分干预行为。其实，如果做到前文3.1小节所说的，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状况大数据清晰可得，解决了建设、运营的信息供给，其实也就大大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通道摩擦成本，那么是否属于优秀的企业和技术就更可以充分交给市场来选择判断。
笔者建议在当前阶段，为降低交易通道的摩擦成本，消除B2B领域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方面政府想有所作为，“负面“清单模式更有意义，将实践中证明屡次失败或具有根本弊端的技术，将不尊重产权、合同违约、排放屡屡不能达标甚至违规偷排的企业及对应处罚措施持续公之于众，这事，一定是很难做，却是提高环保企业水平、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市场选择效率的最急需的交易通道角度的供给侧改革之举。
3.3 关于资质
资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信息供应模式，但在另一方面看是一种直接强力作用在交易通道端的行政权力，摩擦力极大。如何打碎老生常谈的“资质之墙”也是中央正在解除的供给侧束缚之一。通过资质来管理的弊端当然是形成寻租空间和局部利益壁垒，削弱市场要素流动能力和影响优胜劣汰规律。其实，取消资质的背后逻辑，和前面所述的情况一样，如果环保设施运行大数据清晰可得，资质存在的必要性就荡然无存了。
编辑： 李晓佳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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