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约没有人从军事战略角度上来考虑强本弱枝了，但郡县制的制度惯性仍然支配着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山西、河北两省，尤其是山西的生态恶化就是全国有名的，而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缺水。但如此缺水之地，还要向外地供水。新华社报道说，山西、河北两省从10月初开始向北京输水4500万立方米，其中山西2500万立方米。山西方面说，2003年到2006年已连续4次向北京输水，累计达两亿立方米。
　　缺水的地方之所以要把珍贵的水资源向外输出，只因为用地之地是首都。为此，鄢烈山先生提出质疑：首都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设在北京，首都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建成巨无霸？其实，在现有的政府之间关系架构下，首都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结果。首都设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成为巨无霸，成为资源的净汲取地，所有城市都要为其服务，尤其是周边地区都要为其作出牺牲。
　　古人早就意识到，周、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体制。周的体制是分散的封建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间的关系由“礼”来界定，大体上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各自享有自治之权。所以，周的两个都城宗周、成周，不过是当时众多城市中的一座而已，算不上多伟大。后来人们最熟悉的反倒是临淄、邯郸等城市。
　　秦所建立的郡县制则在国与民之间，把资源向国家手中集中；在政府之间，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两者存在等级分明的上下级隶属关系。首都向来被视为树干、根本，地方被视为枝叶、末梢。历代采取的治国之策通常是“固本弱枝”，汲取各地的人、财、物，营造及维持一个强大、富裕而又美丽的都城。于是，长安、北京也就巍然成为凌驾于所有城市之上的大城矣。
　　今天大约没有人从军事战略角度上来考虑强本弱枝了，但郡县制的制度惯性仍然支配着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现在很多专家呼吁废除地级市，实行省直管县，原因就是，地级市政府不加节制地使用其权力，汲取属下各县的资源，在自己驻在之城市建起高楼大厦、广场街道，各县怨声连连。
　　但县政府也会采取同样策略：它拼命汲取各个乡镇的资源，甚至干脆实施乡镇财政县管的制度，把资源集中到县政府驻在的县城。县城飞速地发展起来，看起来像个城市了，某些本来已经聚集不少人口、产业的镇，却由于资源被县城强行拿走无法向居民供应必要的公共品，仍然跟乡村一样。
　　因此，在中国，地区发展、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种落差很大的梯级格局：城市的规模是由驻在该地的权力的大小决定的。从全国范围看，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文化、经济、人力资源，都被行政权力所造就的神秘力量驱使着向首都集中。在一个省范围内，资源则向省城集中，一个县的资源则向县城集中。由此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城堡式都市、城市体系，城堡内部繁华富裕，城堡外部则萧条贫困。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中国。凡是实行与郡县制类似的制度，也即在政府之间划分出上下隶属关系、并由强大的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社会，必然会驱动资源向权力中心畸形集中，权力中心必然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首都当然会成为巨无霸，而省城、县城相对于当地的“乡下”，当然是小号的巨无霸。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注意到，全法国只有一个城市，那就是庞大无比、高高在上的巴黎。
　　这样的政府间关系架构，必然是以某种堂皇的借口动员贫困地区补贴富裕地区。就水资源的丰裕程度来说，北京当然要好于山西。但是，北京是首都，而首都的任何事情都要比山西的事情重要。首都需要什么资源，其他省富余得给，不足也得给；省城、地级城市、县城依此类推。
　　人们经常有一种迷信：权力分配资源可以实现地区均衡发展，但这是有前提的，权力必须受到节制。否则，权力必然是按照其等级分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