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良

　　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关键点不在于统计数据而在于政策机制，如果受害者能够参与政策博弈、司法博弈，如果消费者有更多的知情权，惩处环境污染的违法者其实不是难事。
　　据报道，绿色GDP报告被无限期推迟，这应该是三月份推迟以后的再次推迟。有报道说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数据公布而施加了压力。
　　而且，参与绿色GDP核算的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的意见也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国家统计局认为不应对外发布而只作为决策参考，国家环保总局则认为应该向社会公布。（见本报昨日A04版）

绿色GDP很难作为调控的依据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反映资源环境的价值，资源损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恢复的成本没有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得到表现。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关国际机构提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等概念，力图弥补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漏洞与不足。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绿色GDP的核算存在着核算范围、核算结构、估算方法不一致的问题，也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与国际一致接受的计算方法。这一点，在两个部门的意见中也反映出来。
　　以国家统计局的意见来看，绿色GDP并非国际标准；在国家环保总局的专家看，绿色GDP本身是一个研究项目，带有一定的探索性。
　　可见，两个政府部门在对待绿色GDP的数据计算上有一定的交集。“并非国际标准”当然意味着其方法与规则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研究性与探索性，是指数据与结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但是，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应该与事实相符，而不可能出现带有研究性与探索性的数据，这是政府统计部门的职责所在。以带有研究性与探索性出现的数据，也很难作为进行政策指导与调控的依据。

规范现有环境统计数据才是上策

　　按照一般规律，既然我国有环境统计，其统计数据理应作为国家政策调控的依据，比如，关于各地的污染物排放，每年都发布有大量的统计数据。
　　但我国现有的环境统计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环境统计信息是采取申报制还是采集制，环境统计是连续观测还是定期观测，都存在着很大的统计差别。尤其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地方政绩的要求，环境统计数据存在着受地方行政干预较多、下情难以上达、统计数据与观测数据差异较大的情况。
　　常常见到的现象是，以行政区统计的环境指标中各地的达标排放率不断提高，但是事实上该地区出现的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这种统计与事实的分叉现象，是研究中国环境污染数据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既然统计上来的数据都不能保障其真实性，计算出来的数据作为政策依据的可信性自然令人疑惑。从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与其等待绿色核算数据，还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做实做真现有的统计数据上。
　　当然，绿色GDP的核算制度带有前瞻性与探索性，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政策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应该继续研究下去。但在绿色GDP核算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得到一致性认可之前，政府的环境政策与决策还是应该以环境统计做依据。

关键不在统计数据而在政策机制

　　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关键点不在于统计数据而在于政策机制。由于地方政府的任期目标与政绩追求，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在趋利性方面存在一致性。如果没有内外条件的严格约束，地方政府很难有很强烈的动机约束污染企业，不少地方政府在企业污染上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往所做的政策努力，都是将减排节能指标层层分解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将相关指标分解到企业。这样的分解过程缺乏相应的激励与约束，很难使污染企业得到惩处，也很难保证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有压力地实施国家环境政策，一些地方更愿意在数字上做表面文章。
　　其实，污染物排放是一个可感知、可观察的事件，一个企业周围的居民也许不了解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一定了解这个企业的污染状况，也一定是企业污染的受害者。
　　如果受害者能够参与政策博弈、司法博弈，如果消费者有更多的知情权，惩处环境污染的违法者其实不是难事，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起相应的反馈与惩处机制。
　　一是政府问责机制。在一个区域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后，应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与分管领导严加问责；二是下情上达机制。要形成受害者居民反映、检举环境污染企业的机制。
　　三是司法诉讼机制。要鼓励受害者居民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对污染企业的惩处，以法律手段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四是市场抵制机制。应建立环保黑名单制度，在充分披露信息的基础上，呼吁市场上的消费者抵制严重污染企业的产品。
    最后是社会参与机制。
　　应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曝光，形成政府部门、新闻舆论、非政府组织、受害者等等各方面参与的合力，加强全社会对污染环境企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