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水源水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污染物是控制在一定的标准和要求里头，但是不断的在增加。” 清华大学的著名的水质专家王占生教授对中国水网记者说。他说除了高山上的水源、某些地下水那里的水源是合格的，其他都存在问题。
　　王教授看到OECD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结论部分，把稿子放在桌子上说。报告中说近半城市饮用水源不合格，王教授认为说得还是比较婉转。
　　他说一个新型国家人均GDP需要2000-5000美元，才能治理好环境，而中国目前才1000多美元，还远远不够。

污染总量没有控制住

　　他说我国有些经济发达地方的水源是绝对不合格，像上海黄浦江的水，密云水库也曾经有过水花。他说甚至密云水库都会有水花，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不过北京的情况不严重，通过自来水公司采取措施处理，就解决了问题。
　　他说只有高山上的水源，某些地下水没有被污染，这些水源才是合格的。地表水都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工业废水的排放，相当多的城市污水都没有处理，农村的污染根本没有人去管，这些都形成了面污染。为什么目前环境总是出问题，就是出问题地方的污染总量已经超出了自净能力。
例如太湖原来很大，但是一搞工业就不行了，污染的集中导致了问题的出现。无锡的村庄变成乡镇，很多镇上也都有污水处理厂。污水厂的水也要排放到江湖中，大家不要认为污水厂处理过的水就好，它还是比湖水、河水的水质要坏。这些水要用湖水和河水来稀释，水的总的质量就要减低。这也是污染总量没有得到控制。
　　从总量来讲，还是有污染的。浓度达标的不妥之处就不能控制总量污染。老例如在某个地方建设一个工厂，该厂的污水排放达到了合格的标准，但是要排放到河水或者江湖水中，这些水体的水质还是差于地表水。假设该地有100个工厂，并且每个工厂的污水排放都合格，但是该地区的总量污染越来越大。
　　现在国家首先要控制总量，总量控制，然后才能环境变好。光是浓度控制不行的。每个工厂处理里的浓度都达标了，排放也都达标，他们还是要污染的。尤其有些工厂他们的污染排放标准很低，像造纸厂等。
　　如果需要环境有所改进，就只能消减污染总量，国家可以实施排污权的交易等办法。国家控制不能再有新的污染，老工厂提高自己的污水排放标准，减少自己的污染排放，把节省出来的部分卖给新建设的工厂或者企业。达标后的污水可以排放，例如一个企业有1000吨的排污权。该企业提高了污水处理能力，就能节省500吨的污水排放权。当一些新企业建立后，因为他们的污水处理能力有限，该企业就可以把500吨卖给新企业。
　　假设排污权可以交易，很多企业在提高排污能力方面就有了动力。进而从大的范围内，污染总量就能控制住。这样新工厂只有买了这个权限后，如果新企业的污水排放不达标，就能使用购买的权限。老企业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新的企业要购买自己的排污权。这样能控制住总量，保证不会有污染总量的增长。

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观念

　　王教授对中国水网记者说，变坏容易变好难！大自然已经开始来惩罚我们的错误，环境破坏的太严重。他说水质要恢复并达到过去的那种状态，需要20年到30年，甚至用50年都是有可能。他指出即使把污染源截断，但是江、湖里的污泥等也很难处理，地泥清理后生态也不一定平衡，很多水生物的生长，水生动物的恢复等也是需要一段时间。专家的看法这点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在不久前采访中刘文君教授也说到了这一点。
　　王教授给记者举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日本的琵琶湖花了25年才好转，用掉相当于1000亿人民币的资金，但是该湖的体积仅是中国太湖的四分之一；英国用了50年治理泰晤士河，花了3000亿的人民币。在考察泰晤士河的人中还发现水体有点发红。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说过国家不能因为污染就不发展经济，但是环境污染是不能容忍的。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拿钱出来治理，如果拿不出来，污染是还要留下来的。王教授说西部开发必然有污染，等开发后再去治理，那要等多久大家都还不知道。
　　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但是地方政府还没有这个意识。他们还在盲目追求GDP，环保还总是放在第二位。中央抓紧点，他们就做一点。一届骗一届，地方政府给上级假数据，例如你要数据给数据，你要成绩给成绩。
　　地方政府没有真正重视环保也有原因，现在地方政府还是矛盾的。假设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过高，那企业还能不能引进得来。因为外资引进中，它们只有在比国外宽松的条件下才会愿意投资。你要求过高，外资就愿意不进来。而对于中国企业，政府对他们要求高，企业挣不到钱就搬迁，搬到上游去污染。王教授说他们就是饥不择食，很多污染就是从市区到郊区到落后地区，这是体制的问题。
　　中央也提出了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要有全面考核，环保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王教授说地方政府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经济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还要以经济发展为主。他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污染，可以有小污染，只要大污染不要出现，就需要控制。但是一有钱就治理污染，这样及时地来解决污染问题，但是中国目前还做不到。
　　现在还在单纯追求GDP，大量引进工业，做不到总量控制。必然要有更多的污染。例如长江，局部地区有所好转，但是整体上还在污染。
　　王教授说环保总局也提出过控制污染总量，但是执行不起来。目前，就连浓度控制都很难。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很多企业就是打游击战一样，你来检查我达标，你不检查我不处理或者少处理。

严格执法也是关键

　　王教授告诉水网记者了他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他说他到一家很有名的国企去看该企业的排污处理，当时负责人告诉他说是满负荷的处理排污。但是王教授还是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的地方，他说沉淀池的水滴滴啦啦。第二天他去问另一个人时，就知道也仅仅是处理也一半而已。他还说很多企业都有两套管道来应付环保局安装自动控制的COD仪。
　　这就要求环保严格执法，这也是要看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念和意识能不能改变。当地的环保局局长抓得太严，当地的领导就不愿意。当地政府要引进企业，环保局说不行。那领导就能罢了局长的官，换个“护航的”局长。
　　王教授说建议上级派环保官员到地方任职，市领导班子就不能干涉环保局的工作，这样他们才能严格执法。他提到北京、天津和上海他们的纪委书记都是中央指派的，这样才能好好的治理。他说环保局也应该这样。
　　执法就涉及到环保的权力方面，他指出环保的权力应该大。在流域限批、绿色GDP等事件中，环保局也是无可奈何。王教授说环保的权力要独立起来，这样才能做到严格执法。
在最后，他提到了公众的参与也是推进严格执法的一部分。他说官员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领导在做出承诺后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如果领导也没有做到，是不是需要自责呢？”他在提到淮河污染治理时说道。
　　他指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污染的增加。如果把这些事实都告诉老百姓，他们也会理解政府的做法，共同监督环境治理。政府需要百姓怎么样的监督，百姓也能好好的去做。他最后说百姓的参与也要看政府时否承担的起，现在的政府好像怕群众，在古代百姓还能击鼓鸣冤。
（中国水网 杜会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