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乱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重化工项目，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用人民的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这样的官员一天不被问责，反而因“发展有功”得以升迁，就一天不能阻止更多的官员对其效仿，就一天不能阻止科学发展观的政令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现在成渝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是当今国家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它们决不应是过去几十年传统工业化的翻版，而应是科学发展观的示范。“

　　昨天，潘岳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域管理机制，解决目前各部门分割管理，难以形成合力的状况。

　　环境问责要实行责任跟踪制

　　新京报：环保总局已发起了多次“环评风暴”，但“风暴”过后，如今的状况却使环境污染的形势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你对此怎么看？

　　潘岳（以下简称潘）：我从第一次“环评风暴”时就说过，“风暴”不变成制度，不变成法律，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不再是技术、资金、运作到不到位的问题，而是制度是否能够变革的问题。

　　新京报：需要哪些制度变革呢？

　　潘：需要变革的制度包括修改《环保法》，包括授予更加严厉的环境执法权。但其中最根本的，当属我们的官员考核制度。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乱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重化工项目，用人民的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这样的官员一天不被问责，反而因“发展有功”得以升迁，就一天不能阻止更多的官员对其效仿，就一天不能阻止科学发展观的政令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五年来，我们执法的时候，见到多少大污染企业不是被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被“挂牌保护”！

　　新京报：这造成了环保执法的更大障碍？

　　潘：在这次“流域限批”的检查行动中，环保总局检查组在安徽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的金威铜业检查时居然遭到拒绝，在出示了执法证后，企业仍称必须有“内部人”带领方可入内，检查组最终还是没有进得去！连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环保总局都进不去，由地方政府管辖的地方环保部门能进去吗？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官”的作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是起示范性意义的，能不能改变“官”的行为，决定着一个理念、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新京报：要解决环境问题，还需在哪些方面下狠招？

　　潘：第一是建立环境问责制度。国家要明确政策授权，监察部门要继续加大加重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同时实行环境责任跟踪制度，官员在当任时所造成的环境责任仍应受到跟踪追究。另外，对企业实施停产整顿后，要建立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政府督察督办的制度。第二是建立高级别的跨区域、跨部门的环境协调机构。第三是要做区域、流域的规划环评。

　　打破行政区划，对大区域和流域的发展规划进行产业布局、规模、结构的调控，使区域和流域的产业结构服从当地的环境功能，经济增长服从当地环境容量。

　　成渝新经济区不能重走老路

　　新京报：规划环评究竟何时才能正式出台法规？

　　潘：这我比你更着急。环保总局起草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送审稿）》，并于去年12月报送了国务院。但这项立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取得共识，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主要因为立法对某些惯性规划思维形成了一定冲击。例如规划环评要求推行全过程的公众参与，要求对规划开展跟踪评价等；这对“宣言式”的大手笔、大盘子，暗箱操作，规划“朝令夕改”的习惯在理念上形成了很大冲突。我们将积极做好沟通，争取早日出台。

　　新京报：你近期曾表示，要对成渝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当今最热门的经济区进行规划环评的研究，是不是以后国家的重要经济区，都将事先进行规划环评？

　　潘：现在成渝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是当今国家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它们决不应是过去几十年传统工业化的翻版，而应是科学发展观的示范。我们一直主动要求到新开发区做规划环评，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到位，不能强制。我只能说，如果这些经济区的负责人有此愿望，环保局将全力配合。

　　建流域管理机制环保不争权

　　新京报：1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治理江河湖泊的水环境问题，但却一直收效不明显。为什么？

　　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目前“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流域水环境保护体制上存在重大缺陷。这样一种分割管理方式直接导致“责权利”的不统一，争权不断，推责有余。不建立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域管理机制，就不可能执行有效的水污染防治措施。温家宝总理在三湖工作会议上提出“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这是解决当前水污染危机的迫在眉睫之事。

　　新京报：是需要成立一个统一协调的部门，还是将各部门管理的职能进行整合？

　　潘：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不重要，关键要有这个功能。不管什么形式，环保总局都将全身心、无条件加入，不争权，只做事。

　　新京报：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定会触及到各部门、各地区的利益，如果遇到一些阻力，怎么解决？

　　潘：这是必然的，以前的类似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不开始，因为环境现状不能等，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国情不能等，老百姓也不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