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环境威胁论”，昨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用具体事实进行了反驳，“没有人说那些历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弹性系数大的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反而说历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弹性系数小的中国构成了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马凯列举了三组相关数据。
　　一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更少。
　　二是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Ｏ Ｅ Ｃ Ｄ （经合组织）国家的33％。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位居世界第92位。
　　三是中国单位Ｇ Ｄ Ｐ 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５年间，单位Ｇ Ｄ Ｐ 每增长１％，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０．６个百分点，但中国仅增长０．３８个百分点。
　　马凯说，今后某一个时点，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在比较不同国家之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首先，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排放量。其次，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历史的累计排放量。从１９０３年到２００３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达
　　到了２８．３％，中国同期只占７．６％。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发展的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减少。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就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
　　马凯还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

背景资料

“中国环境威胁论”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美国《世界观察》上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布朗警告世界：“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尽管布朗报告没有明确地提出“中国环境威胁论”，但其论述粮食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水资源、土地、能源、大气等问题与环境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一种不言明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布朗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大量烧煤使空气污染和酸雨日益严重，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减少了粮食产量、降低了森林的生产率，而且其危害已波及到日本和韩国。”
　　继布朗发表报告不久，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对策，包括“污染遏制”、“能源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等等，其“遏制”策略的特点不是冷战时期采取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是包括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污染遏制”等非传统的遏制方式。值得特别提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会见江泽民时说，“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环境问题上”。这是美国高层最为直接的“中国环境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