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6月5日,世界环境日。西湖、太湖、卢塞恩湖,今日恰好在我的笔端聚在一起。
五月访欧,第一站就是瑞士心脏地带卢塞恩市的卢塞恩湖。卢塞恩湖那透彻心扉的清澈湖水,还真让我这位住在西湖边、一直以西湖为骄傲的人感到惭愧。毕竟,西湖的水一度有过“劣五类”的不良记录,后经治理才成为合格的湖水。
然而,如今发生在江浙交界处的太湖蓝藻灾难,更让人感到的已不是“惭愧”而是“羞愧”了。
幸好有条长江离太湖不远,如果不是巨量长江水的调入,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无锡人才能喝上不再发臭的自来水;如果有一天长江水也“喝不得”,那真的只有祈祷上天不停地降雨赐水了。其实流动性强的江河,相比湖泊也只是好一点点,长江自己也已“亚健康”,而6月1日的《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报道说,黄河干流已是轻度污染、支流总体为重度污染,黄河流域44个地表水检测断面中25%水质为劣五类,有的河段黄河水不是“黄”而是“黑”的。
这次太湖蓝藻灾难,正是人类通过损害环境而最终损害人类自己的典型例子。蓝藻看似天生,实属污染产物。为了治理太湖污染,一期工程总共投入了约100亿人民币,然而它走过的恰恰就是污染——治理——再污染的怪圈。而在瑞士的卢塞恩湖,你绝对看不到一丝蓝藻,只有清澈的湛蓝之水,那是公众与代表公众的政府长期呵护的结果。对卢塞恩湖环境的保护,有个“野鸭事件”,可见其环境“保护力”是怎么产生的。
卢塞恩湖里有只野鸭飞到卢塞恩市内,在花丛间孵出了一只小野鸭。媒体报道、市长探视、市民乐谈,可想不到,小鸭到第7天就死了。小鸭之死,不仅引起鸟类保护组织的抗议,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一个环保组织质疑:野鸭飞到市里孵仔,是否因卢塞恩湖被污染?这一问不得了,因为居民用水就取自卢塞恩湖。居民们到市政府前游行,环保部门也立即出动,对卢塞恩湖水质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湖水污染度真的上升了0.1‰。公众要求市长辞职,果真使得市长引咎辞职,市议会则拨巨款专门用于减污——那一点“污染”在我们看来大抵是小题大做。
在卢塞恩,小鸭,湖水,环保,就这样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都市快报》正在连续报道如何保护在西湖边出现的一家七口野鸳鸯。历来,野生鸳鸯在西湖边出现是罕见的。两年前这个时候,西湖边也曾发现过一只母鸳鸯带着7只小鸳鸯,可不久它们相继死去,不少鸟类爱好者根据痕迹认为是人为毒害,当时的连续报道反响强烈。这回为了保护鸳鸯一家,民间组织征集志愿者,每天至少安排一人,守在鸳鸯栖身的水域旁。保护环境不是什么空谈,就应该从保护一只鸟、一个湖开始。
我们的公众保护鸳鸯,人家的市民关心野鸭,都可见公众对环境的关切。优质环境,离不开整个国家和广大民众长期的涵养、保护。到欧洲旅游的中国旅客,最强烈感觉到的反差,恐怕就是环境之优劣。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城外林木森森,城内绿化成网,鲜花点缀处处,空气清新异常;自来水更是都达到了直接饮用的标准,哪像污染后还照样流进自来水管的太湖水,连洗澡洗衣服都不行。当返程飞机进入中国北方境内,所见的是濯濯童山,一片蛮荒的样子;而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前,你看到地面的江河湖水就是浓得化不开的黄泥汤,感觉人掉进去都拔不出来。至于像太湖那样,迎来蓝藻爆发的灾难,恐怕是迟早的事。今天我们应该问一问:连水都没得喝的经济,发展起来干什么?当水都走向了死亡,我们真的想到火星上过日子?
卢塞恩湖如今那彻底的清澈,与环境保护的公众“决定力”紧密相关。如今,我们的公民对环保有了“参与权”,可反映、可举报、可提意见,但是,远远没有“决定权”,所以必然缺乏公众“决定力”;作为公民的公众,其意愿的力量只要发挥出来就是最大的,远不是环保局几个工作人员所能比拟的;而没有他们的“决定力”,必然就缺乏与巨大的环境“污染力”可抗衡的力量,就没有赶得上环境污染“超音速”的治污速度,投多少钱最终也是“打水漂”。
通常一说环保,我们首先想到的政府环保部门的责任,然后是整个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再就是企业有“社会责任”、公众和媒体有“监督责任”。这都没错,但这远远不够。中国最迫切需要进步的是“环境政治学”,是如何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发挥最大效用。环境保护的公众决定力,才是环保的最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