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河流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然而我们赖以生存的河流却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河源衰退、河槽淤塞、河床萎缩、河道断流、水体污染……正是这些危机，让我们不得不面临全国性“缺水难题”。

　　3月22日是主题为“应对水短缺”的第15个世界水日，同时也是我国第20个“中国水周”启动的第一天。四川省政府在成都隆重举行了主题为“应对水短缺”和“促进人水和谐”的座谈会，旨在解决当前全省面临的干旱缺水、水污染等难题。

　　节约用水，提倡了多年，效果总不那么如意。岷江，作为孕育了成都市区在内的成都平原广大众生的“母亲河”，20年来其水流量正不断锐减，成都也早就进入了缺水城市……全国、全球水短缺情况更不容乐观。那么，面对缺水，谋求人水和谐，我们需要哪些应对措施呢？为此，我们约请部分作者发表了看法。

　　缺少忏悔式文明

　　司欣（江苏 职员）

　　水资源保护面临着空前危机。而国人节水意识的淡薄，无疑在加剧着中国的饮用水危机。

　　记得有个小故事说：我请新西兰来的表姐到家吃饭，饭后表姐帮我洗碗。看到我用很大的水流冲洗餐具，表姐急了，“停！停！怎么可以这样洗碗？要这样，放一盆水，全部擦洗后，再放盆水过干净即可。”我不以为然，“我不在乎那点水钱。”结果表姐生气地说，“你不在乎那点钱，难道家家有房，户户有车的新西兰人就在乎？人们在乎的是水！”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在乎过水吗？我们很多时候在乎的是钱啊。节约水者当然大有人在，但那是建立在什么思想上的呢？人们小心节水，不少只是为了防止流出更多的人民币而已。而对那些有的是钱或不在乎钱的人来说，水又算个什么东西？所以，在惊人的水耗面前，除了抬高水价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调控手段呢？

　　这让我想起泰国，每年的11月26日（泰历12月15日），是泰国民间的“水灯节”，这天，泰国人都会用环保的材料，制作一盏精致的水灯，然后跪在河流或湖边许愿漂放。人们寄语水灯，表示他们在生活、工业上用水给水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的歉意，以表达对水资源的珍惜和保护。水灯节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去深究。但泰国人以这种深情、感恩的方式，对于养育我们的水环境和水资源，表示人类的忏悔和歉意，却令我感动。相形之下，跟满心惭愧的泰国人比起来，我们是不是更该忏悔啊？我们太缺少一颗反哺感恩之心了。

　　我们的有关部门，除了提高水价，是不是也该给我们一点更有益的启示呢：当我们有天用钱再也买不到水，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显然，发动民间组织，建立类似泰国“水灯节”那样的古朴的温润的祭祀文明，有助于唤回民间的根的意识，提示人们爱水，爱地球，爱家园。

　　要体验“缺水痛觉”

　　邓海建（江苏 教师）

　　“节水”在意识而不在制度，这是世界通识。这当然不是说制度设计对节约水资源意义式微，而是在磅礴的全民节水意识面前，制度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成都人均水资源量为620立方米/年，远低于平均值。今年1月21日，岷江上游都江堰水文站出现了1938年以来的最小流量54立方米每秒，重现期达百年一遇。难怪专家说，不从现在起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型城市，下一个无水吃的城市，恐怕就是成都了。节水道理人人懂，但问题是：在“污染”和“浪费”的双重能耗下，“水是生命之源”内化为市民的共识了吗？

　　有个成语叫“无关痛痒”，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几个数据：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与水有关的问卷调查。对于“您了解成都市水环境污染情况吗”这个问题，有57.5%的市民选择“不太了解”；对于成都市水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有50%的人选择“完全不了解”……没有对成都水资源稀缺性的感同身受，再是阶梯水价也不能把水价调到黄金价去罚出“无关者”的痛觉来。因此，培养市民的“缺水痛觉”远比“拯救成都稀缺的水资源”来得迫在眉睫。譬如一个人感冒了，他会很长一段时间知道多穿衣服保暖的道理，但父母温和的提醒和关怀有时是经常被忽略的。一句话，“缺水痛觉”是最好的“节水教育”。松花江水质污染导致哈尔滨全市停水期间，市民感慨地说：“以前用水大手大脚，洗完脸的一盆水随手就倒了。存水用完了，就只能买水喝。矿泉水的价钱虽然不算太高，可毕竟是一笔额外的花销，所以全家的节水意识都上来了，就连淘了米、洗了菜的水都知道攒起来，留着冲厕所、浇花。”

　　尽管不是出于制度安排，但那场历史性的停水事件对市民的“缺水体验”是铭心刻骨的，很多市民说“一辈子不会忘记”，而这当中生成的“节水意识”远甚于任何形式的宣传号召。我们当然未必需要依葫芦画瓢地去刻意停水，但是，在我们一应温和而缺乏“痛觉”的节水教育中，也应该有一些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缺水痛觉”表达出来了，不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真能纠偏得了浪费水资源的行为惯性吗？

　　学习澳大利亚节水

　　林克（浙江 医生）

　　相关资料显示，全球水荒更加严重。近30个国家面临水资源危机，10多亿人口没有清洁饮用水，每年有2500万人因缺水或饮用不洁之水而死亡。与中国一样，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缺水国家。2003年以来的连年干旱造成许多农场歉收、牧场关闭。城市用水更为紧张，悉尼和布里斯班等城市曾拿出净化的“隔壁邻居冲厕之水”供市民品尝，准备用净化后的城市污水作为居民的饮用水。

　　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是“人水和谐”两个重要方面。澳大利亚的一些做法值得一提。2005年，澳大利亚联邦和地方两级政府投资近4亿澳元，着手将遍布全国的1.6万公里开放性输水渠道陆续改为封闭式输水管道。这一措施每年将减少水资源蒸发和渗漏930亿升。为鼓励节水，澳大利亚政府水资源管理部门近日向每家每户发放节水手册，介绍家庭节水措施。措施一，帮助居民更换节水型水龙头和淋浴喷头、安装流量调节器，以减少用水量。同时，水资源管理部门还帮助居民更换抽水马桶水箱，将8升以上的水箱更换为6升；措施二，安装生活用水处理系统，将洗澡、洗衣等生活用水回收再用；措施三，安装蓄水罐，回收利用房顶雨水。这些措施行之有效，得到居民的广泛支持。

　　节约用水仅靠措施和鼓励还很不够，必须制定严格法规，强制执行。澳大利亚法律规定，从2006年起，所有新建住宅必须安装比传统标准节水40%的供水系统。浇花园、草坪必须使用经过水资源管理部门核准的节水型喷头，而且要手持喷头浇水，不得使用无人看管的喷淋系统。居民洗汽车只能擦洗，不得喷洗。经过实施，居民用水量节约30%-40%左右，足见法规的强大威力和效力。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谋求人水和谐需要每个人都应把节水当作关系到生命安全、关系到社会发展、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加以重视。用水加思索，节水见行动。只要每个人在打开水龙头时有水荒意识，只要每个人在用水时注意节水，水资源短缺问题定能得到解决。

　　树是人水和谐平台

　　刘之何（湖南 公务员）

　　人水和谐问题实质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这个问题离我们看起来很远，其实非常近。既是世界性问题，也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世界普遍出现的暖冬现象，南极出现融冰现象，以及全球十大“最受伤大河”长江排第二，成都也早就进入了缺水城市，这都是人与水不和谐的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是污染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二是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实现人与水的和谐，治污节水当然重要，植树护树更是根本。

　　关于树的作用，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是：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德斯教授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行了计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以累计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约31200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创值约196000美元。从这个研究情况来看，无论是水土涵养、净化环境，还是其他作用，都直接或间接指向了环境的保护，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水问题。

　　事实上，长江出现的这种情况，与我们的大树被大量砍伐是分不开的。据老人讲，过去长江中上游到处是参天大树，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两次大破坏，一是分田到户时，有些地方把山上的树砍光了。再一次是大规模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也砍了很多大树。大树被大量砍伐，直接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水的问题也由此产生。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不是古树价值几何，而是我们对古树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古树的态度，就是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有时候我们用大自然的牺牲换了一点点利益，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加倍地失去。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

　　废除部门“立法”不能缺少评估

　　九木（成都 评论员）

　　北京市将探索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的专业人士或者组织起草，以避免制度建设中的部门化倾向（3月26日《法制日报》）。

　　目前的政府部门“立法”的制度被公众批评已久，因为它很难摆脱部门权力的影响，很难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冲动。这样的批评是有数据支持的。近20年来，人大通过的法律中，75%—85%是由相关部门起草的。过去，一些行政部门的收费项目往往处在不公开或者“欲说还羞”的状态。立法主要依靠部门后，一些部门把种种部门利益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尽可能扩大审批权力，在立法中自主和随意设置收费项目，处罚项目多、弹性大。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显示，2004年我国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收费达9367.67亿元，这些收入绝大部分没有进入财政预算，50%左右没有进入预算外资金管理（2006年1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探索废除部门“立法”，由立法机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介立法机构起草法律文本，确实是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根本，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也是提高立法公正性的重要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部门被委托“立法”的重要原因是立法机关希望法律质量得到保证、法律可操作性得以加强。废除部门“立法”也会产生法律质量不高，操作性不强的弊端。对此，我们要有必要的应对。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给法治下了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废除部门立法等于说过去我们的法律离“制定得良好”尚有差距。北京市的探索对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确实有很好的示范意义，可还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如果能够同时建立一个立法的评估制度，在立法前，对法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立法后对立法效益进行评估。客观的评估结果，作为下次修订法律的重要依据。这样的评估制度和废除部门起草法律的措施，由立法机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介立法机构起草法律文本的新办法，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专家咨询等新途径一起发生合力作用，才能够真正确保法制建设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这样的“良好的法律”才能被大家服从。